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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商业贿赂的病理分析

《廉政瞭望》记者 周丽萍/文
  当前,商业贿赂在我国浸淫之深,涉及之广,原因之复杂,就好比陈年疴症,不是几剂猛药下去就能药到病除的,必须诊其脉,观其形,辨其因,析其理,才能觅得对症良药,以臻大治。
病源:转轨时期凸现的弊端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成熟的商品经济和不规范的市场环境是商业贿赂赖以生存的土壤。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认为,当市场本身不健全,市场准入还有条件时,商业贿赂活动往往作为一个竞争成本,把不公平的铁门打开。而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凸现的种种弊端,成为商业贿赂滋生蔓延的“沃土”。
当前的商业贿赂犯罪多涉及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事业人员,这是我国商业贿赂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当前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权力与经济的关系始终没有完全理顺,权力与市场、官场与商场的关系、边界含混不清。政府在经济运行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许多可以由市场来配置的资源(比如政府采购、公共建设、项目资金审批等),仍然须看权力的眼色行事。公共权力中蕴藏的巨大经济利益形成了权力寻租的土壤,使得党政部门中一些手握实权官员成为了商业贿赂的重点进攻对象,大量的商业贿赂行为也与一般的贿赂行为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也可以解释商业贿赂在“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行业普遍存在”的原因。因为无论是高度垄断性质的电信、金融行业,还是市场开放程度不高的医疗、建筑行业,之所以能成为商业贿赂的重灾区,权力的无序使用是其基本背景。应该指出,国有企业和商业贿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因为其中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委托代理问题,使权力寻租的空间有产生的可能。
病基:不健康的社会文化根源
如果说不完善的市场环境构成了商业贿赂的现实冲动,那么,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流俗,则帮助商业贿赂完成了心理铺垫和情感接纳。前不久,人民网进行的“关注商业贿赂治理”调查,对“您认为治理商业贿赂要靠谁?”这一问题,有46%以上的人选择了“靠每一个公民,形成自觉抵制商业贿赂的文化心态和社会氛围”。可见,民众已经意识到了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对商业贿赂的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就是熟人社会、关系社会,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人治形成的。民众普遍对法律制度缺乏应有的敬畏之情,更缺乏遵守游戏规则的自觉性。折射在现实中,关系、人情才是一路畅通的通行证。这种社会心理表现在商品经济中,就是过度依赖人情因素,而不是出于对公共契约的信赖与遵守。“关系就是生产力”,被一些人奉为圭臬。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化复杂化,昔日基于地缘、亲缘上的人情关系不得不借助行贿等手段来维持,同时这种传统的关系文化又为贿赂行为蒙上了人情往来的面纱。“商业贿赂的盛行会使我们的商业环境变成一个关系网配置资源的环境。”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程宝库教授对此深感忧虑。
此外,小民心态和从众心理,也助长了商业贿赂的发展势头。小民心态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以自身利益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置公理大义于不顾,为私下里得到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从众心理就是即使明知不对,但以“环境如此,我一人又能何为”为由,随波逐流,表现出顺从。在这两种心态影响下,人们对于商业贿赂,大多表现得麻木不仁;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却往往被视作异类,在现实面前遭遇尴尬。在前几年某媒体对商业贿赂的一次调查中,相当多的人认为它虽然有害,但“现在世道就这样”,更出现了它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推动经济有功等等认知偏差。
在这种文化环境熏陶下,商业贿赂大行其道,不但本土人士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外来之人在耳濡目染之下,也不得不“入乡随俗”,甚至于青出于蓝甚于蓝。跨国公司在中国层出不穷的商业贿赂丑闻,便是明证。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高新才说,中国人强调人际关系,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逐渐适应了这种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本土环境”,学会对相关政府机构和交易对象采取“特殊沟通”方式,以商业贿赂为主要手段构筑自己的“关系网”。他认为,跨国公司既是不正常商务环境的受害者,又是正常商业秩序的践踏者。据有关报道,10年内,我国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可见商业贿赂对外企浸淫之深。
病态:变化多端的表现形式
形式变化多端、隐蔽性极强,是当前我国商业贿赂的特色,也是其难以治理的重要原因。以往谈起商业贿赂,给人的印象就是:拿回扣、得提成、多开发票等。如今,商业贿赂的形式“与时俱进”,常常是披着“技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等貌似合法的外衣。
而通过关联交易支付贿金的方式则被业内人士称为“完美行贿”。通过巧妙的多次关联交易的方式运作,极其复杂,即使是专业律师或执法机构也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才调查得出来。而最普遍的“洗钱工具”则是以提供咨询服务的名义出现的公司,因为咨询服务费用的定价自由度最高,更能适应行贿的需要。目前许多外企和本土企业已将这种行贿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此外,采用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的方式越来越受到行受贿双方的青睐,比如外出考察和赞助业内研讨会等形式。更有甚者,贿赂者不惜巨额投资,通过开学术会议、帮助发表论文、赞助学术研究等,把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捧红,以放长线钓大鱼,为日后捞取更大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交际应酬看起来好像与商业贿赂无关,但却殊途同归。在某外资企业市场部任职的张先生曾宴请某企业高管,“两人一顿饭吃了1万元,他没直接拿到钱,但是他享受了奢侈。”去年底,10万药商聚集重庆全国第54届药品交易会,某药厂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希尔顿包下了大批客房和餐厅专门用于接待。据重庆片代理商周某透露,3天时间接待费花了几十万元。
治疗:当前法律面临的困境
温家宝总理强调,治理商业贿赂根本要靠法制。但去年发生的香港珠宝商谢瑞麟案和天津德普案就像两面镜子,照出我国法律失守的尴尬。
目前,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主要有,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6年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制定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刑法》及其他部门法的一些条文中也包含了关于商业贿赂的规定。但“貌似严厉却未必严厉”,是很多法律界人士对我国有关商业贿赂立法现状的描述。
界定不清:纵观我国现行的各种分散的法律法规,却未发现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专门界定。“商业贿赂”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往往容易导致企业把回扣与折扣混为一谈,同时也成为有关部门执法的障碍。鞭长莫及:根据现行法规,商业贿赂受贿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银行及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但国家公职人员在商业活动中的贿赂行为并不称为商业贿赂罪,而是称为行贿罪、受贿罪。像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教师,如果没有行政职务,虽然同样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支配权进行权力寻租,由于其身份既非国家工作人员也非公司、企业人员,便成功地钻了法律的空子。力不从心:有关专家指出,对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文过于分散、立法层次不高,也是导致在实践中治理商业贿赂效果不彰的原因之一。现有的专门打击商业贿赂的规范性文件,只有《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立法层次低且规定滞后,内容陈旧,无法满足惩治商业贿赂的需要。因此,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势在必行。
除立法的缺陷外,执法不力也是一个大问题。香港谢瑞麟案就引发我们对法律执行疲软痛心疾首。去年4月22日,香港珠宝商谢瑞麟父子被指涉嫌向旅行社雇员提供非法回扣,作为安排内地旅行团到该店参观购物的报酬,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这种行为在内地同样违法,但却鲜有听到商家或导游因此被处罚的例子。程宝库教授认为,执法不力,实质上就是对商业贿赂的默认。另外,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对于商业贿赂,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工商局、税务局、审计局等都有调查取证甚至立案查处的权力,都是执法的主体,这与国际上较为通行的统一的专门机关对贿赂犯罪进行集中惩治的惯例相悖。这种多头管理模式,还容易导致各部门力量互相掣肘、责任互相推卸,使得对于商业贿赂的监督流于形式。德普公司长达11年的非法行为,竟然没有被国内相关机构发现,就可见一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理商业贿赂,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我们并不悲观。最近,河北顺平县医院6名医生因收受药品回扣被判处犯有受贿罪案件,就是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今后治理医生吃回扣,法律不再是旁观者。虽然在现实中,还有大量类似案件遭遇“界定难”和“治理难”,在法律和现实中,还面临着重重阻碍;但是,我们毕竟已经上路了。■

发布者: 咖啡猫 发布时间:2006-06-09 点击率: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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