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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朱莉叶大妈的“精神问题”

一个70岁的农村大妈,9年来不断上访,被视为“精神病”。不过,她并非只反映公权部门的问题,还将丈夫“外遇”问题的解决寄望于政府。其背后,是当今部分群众对政府“全知全能”的想象,也折射出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些弊端。

 

朱莉叶大妈的“精神问题”

_刘燕舞   魏程琳

 

湖南常德人朱莉叶,现年70岁,2004年第一次上访,持续至今。

作者驻村调查1月发现,在乡村语境中,她还是一名“精神病人”。但目前,没有权威渠道给出她是“精神病人”的医学证明。

8年来,她将自己与公安局、甚至与丈夫之间感情纠纷的解决,都寄托在政府身上。在她眼里,政府是“全能”的。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因其“精神病人”的头衔,对其相互推诿,简单对待,造成简单的纠纷越拖越复杂,迟迟不能解决。

 

“派出所是公家的,你没有权力让我滚”

 

湖南常德市某乡派出所长表示,朱莉叶是该所近年来唯一的涉警上访案例。

201248日,朱打电话到乡派出所报警,说自己的金耳环、金项链和玉手镯被盗,要派出所长下来处理。

这并非第一次。为家中失窃,她从2004年起就向乡派出所不断报案。

警察小王和村治保主任到朱家察看,东头的门撬坏了,家里场景似有失窃的可能。

一周后,朱莉叶到派出所询问结果。所长解释办案有个过程。半月后,朱再到派出所询问,仍无果。她认为派出所办案拖拉,十分气愤,杵在门口不走。

这时,派出所民警老曹问她又来干什么,她不接腔。老曹于是嘟囔:“滚。”朱听后非常气愤,她说:“派出所是公家的,不是你私人的,你没有权力让我滚。”

因朱莉叶此前不断上访和报案,老曹与同事都憋着火。朱的质问,让曹一时无言以对,便大吼:“你滚不滚?”朱回应:“硬是不滚。”

曹的粗鲁加码:“妈的,神经病。”这激怒了朱,她上前理论,被曹“推了一下”左肩,但朱说是“打了一掌”。

老曹“推”时,所长刚好看到,朱莉叶要求所长证实老曹“打”了她,并替她“出气”。但让朱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的是,所长说没看到。

派出所的“冷酷无情”让朱莉叶近乎“绝望”,她想到了上访。

 

上访遭遇“滑铁卢”

 

朱莉叶看似周密的上访计划,在多个机关遭遇了“滑铁卢”。

她首先到县城的法医鉴定中心,花400元做了鉴定,但没验出伤情。只得将鉴定结果收好,返回派出所,要求赔偿路费和鉴定费。

派出所无人搭理她,于是,她找到乡党委书记。书记要她找分管副乡长,副乡长要她找综治办主任,主任不断说好话,作为同乡晚辈,亲热地姨妈长姨妈短。但没有实质作用。

朱莉叶开始上访,主要诉求有三条:要求老曹赔偿她400元鉴定费及往返县城路费;要让有关方面都知道有个叫曹XX的警察打了她;有关方面对曹进行教育。

上访的第一站是县公安局,门卫将她拦在外面。

她大声质问,这是你个人的公安局吗?这是人民的公安局!凭什么不让人民进去办事?朱的毅力及她援引的宏大话语,让她进门成功,但上访仍未果。

此后1个月,她天天往县城和市里跑。除县公安局外,她还到过县信访局、法检两院等,没等到实质消息后,她又上访到市一级,市里基本都让她回县里解决。而在县里的上访,基本都让她回乡解决。

路费和误工费没要到,县、乡却感到“压力山大”,将朱莉叶纳入了“特护期”中的重点包保稳控对象。同时,朱莉叶的执拗,也加深了人们对她有“精神病”的印象。

 

“外遇”那些事

 

涉警上访,只是朱莉叶的访中访。

她最早上访始于2004年。此时,村民早已发现,朱莉叶的精神间歇地有问题。她总相信,政府能帮她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夫妻纠纷。

朱的丈夫是公办教师,退休后月收入3000元,但从不将钱交给她保管。因为儿女在深圳或常德市区生活,“条件优越”,她判断,丈夫的钱既然没给她,也不可能给子女,就有可能给外面的女人。

起初,朱发现家里垃圾桶不见了,她怀疑是丈夫偷了,给了情妇。于是,夫妻俩大吵,丈夫对她大打出手。此后,无论丈夫如何解释,她都认为是狡辩,并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2004年初,朱发现垃圾桶又丢了,她又怀疑到丈夫头上,并报警。

后来,她又发现做衣服的一块布不见了,这让她“千真万确”地“判定”是她丈夫偷了,给了别的女人,她再次报警。然而,警察不可能因此出警,还以她是“神经病”为由拒绝耐心解释,朱莉叶十分恼怒。

 

“丈夫的问题,要政府来解决”

 

渐渐地,朱莉叶的丈夫、儿子、媳妇对她都无法忍受,丈夫搬到了儿子家。

这让朱莉叶更“坐实”了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想象”。因为丈夫儿女不管她,她开始找丈夫要“工资”,作为早年辛苦拉扯子女长大的“辛苦费”,但被拒绝。

“丈夫的问题,要政府来解决。”朱莉叶开始了漫长的上访。

她先给乡里派出所不断打电话,要求处理她丈夫。起初,派出所还派警察下来,但通过询问村民及村干部,他们认为这个“神经病人”的话无法确信。

乡里建议她,走诉讼渠道找丈夫要钱。但她不仅要钱,还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她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问题,也被拒绝。

不断受挫的朱莉叶认为,乡政府被丈夫收买了,遂到县里求助。面对县里质问,乡上为让县里确信朱是个“神经病人”,还曾带朱的儿子到县里接访。很快,县里也“疲惫”了。

朱的丈夫和儿子则忍无可忍,认为朱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在全县颜面扫地。丈夫要求和她离婚,并得到乡领导支持。

但朱表示,现在还没离,丈夫都不管她,在外面还有女人,如果离了,结果更糟。“如果不离,野花(幻想中的‘第三者’)始终是野花,总有一天会被风吹走的。”她说。

朱莉叶相信,总有说理的地方,于是到市里各部门上访。找到她觉得最有把握的市教委时,对方说她丈夫已经退休,没法管。

唯一例外的是市妇联,妇联领导到她家察看了情况,并叫来丈夫调解,尽管问题没解决,领导仍送了她100元慰问金和1个水杯。

市妇联的“善举”,让她相信上访是对的,更坚定地往市里跑。市里不断批转到县里,让县里压力很大,又不断批转到乡里,让乡里“愁死了”。

经县法院调解,2005年起,朱的丈夫答应每月给她300元生活费。

2009年时,朱认为丈夫兑现不及时,于是继续上访,并提出要像粮食直补一样打在她卡上。后经调解,丈夫答应上浮到400元,但打卡支付的承诺没有兑现。

朱继续上访,同时不断臆想着丈夫偷了她的东西,诉求不断追加。

她现在要求:生活费上浮到500元,半年一结算;政府帮她把丈夫找回来,丈夫写出“不再偷东西”的保证书,乡、村干部签字公证。

与此同时,因为她频繁臆想失窃,频繁报案,派出所不胜其烦,才有了本文开头与派出所警察老曹冲突的故事。也因此,2012年起,朱莉叶增加了对老曹的上访。(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和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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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4-05-06 点击率: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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