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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一名前县官的十年乡村建设实验

在柏林湾,“保守”是最显著的标签。村民种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提倡规模化生产、不推崇“产业进村”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固步自封。

 

文·图_本刊记者   龚斯宇 

这是张浩良回到家乡的第10个年头,也是NGO组织“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下称“大巴山”)驻扎在柏林湾社区的第10年。

眼下是农忙季节,村子里的“实验”还在进行。

“我们相信,农民能靠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返乡后,张浩良参与的所有“实验”,都可以归结为一件事:动员社会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家。

谈起自己牵头的项目,张浩良颇为自信,但也不避讳谈论一些“残次品”。他指着一处“半成品”水塘对记者说:“一下雨就垮,还得再想想法子。”

10年来,柏林湾“实验”难免磕磕绊绊,但成果总归是看得见的:社区和睦,生态优良,人性中的自私和狭隘,在公共活动中被不断消解。这些改变中,凝聚着张浩良和“大巴山”的心血。

“但这些改变,最终要归功于村民自身。”这个观点,张浩良重复了好几遍。

 

一起走过的路

 

把“大巴山”的大本营安扎在此,因为这儿是他的家:四川巴中市巴州区花溪乡走马村柏林湾社区。

一把花白头发梳在脑后的张浩良,今年58岁。十几年前,他曾任通江县政协副主席,后被借调省政府研究室。2003年,他以社会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办的“森林资源冲突管理培训班”,从而第一次接触到NGO的概念。

“在这个培训班上,我不断想到自己家乡的贫困,觉得该为柏林湾做些什么。”他回忆道。培训结束后不久,他就辞去了公职,回乡创办了“大巴山”。

实际上,曾有人质疑“大巴山”是“宗族生意”,因为“大巴山”的核心人员全来自张家。这其中包括儿子张熙明,他同时也是村里的大学生村官。

“和很多NGO不同的是,我们不会从社会捐赠中收取所谓的‘管理费’,我和家人都不拿‘大巴山’的工资。”张浩良说。

张浩良说话时语速很快,爱用激烈的语气表达情感。

在带记者参观项目的途中,张浩良发现在建的水渠被人用石头砸出一个缺口。从另一村民那里弄清肇事者是谁后,他怒火中烧:“干脆让他转户籍!”骂归骂,张浩良说他心里清楚,他无权“开除”任何一个村民。

“在这个社区中,大家的事就要大家说了算。”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农户里,村民都表示。

这种公共意识的培养,在张浩良眼中,正是决定乡村建设成败的最重要因素。

建水渠是柏林湾社区最常见的公共活动之一。10年前,喝水得靠人力挑,洪涝灾害的威胁也让人心惊。如今,“治水”是柏林湾人最引以为傲的事之一:8处自来水系统,6处污水分流系统,以及前前后后修复的病塘和溪流,成果不一而足。

“大巴山”为柏林湾引进的第一个项目,便是饮水工程。

学林业出身的张浩良,特别看重人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2005年初,他和村民一起设计的饮水工程方案,就考虑到污水净化、回收的问题。“农村的水最终也会流向江河,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处理好这些细节。”

修渠,让村子更团结了。从前,邻里间经常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争水”便最为常见。在村民李秀春的记忆中,那年饮水工程的引入,给村民关系带来转机,“一起做过这么多事,就更明白了,人真的可以靠自己过上好日子。”

“有参与才会有责任感。”张浩良说,“大巴山”并不能帮柏林湾决定具体事务,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把资金、技术、理念等引入其中。“这些东西该怎么用,还得村民说了算。”

路是一起走的,也是一起修的。10年来,柏林湾的大小道路,均是由“大巴山”负责筹款,然后社区各家出力修成。

走在砖块铺就的山路上,张浩良不忘回头强调,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原生的走向没有改变,铺上砖块只是为了行走方便——他在“自然”这个问题上总显得有几分洁癖,警惕和反感人对自然的过度干预。

柏林湾的村民有着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修复了面积近500亩的湿地。不少村民笑称,虽然柏林湾的大小事务是大家“商量着办”,但张浩良的意见非常重要。他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为柏林湾的发展路径定下了基调。

 

“保守”的治乡之道

 

这份“洁癖”延伸到农业领域,就成了在柏林湾盛行已久的“生态种植”。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我们用秸秆和粪便。老辈子还不是这样种的?”村民李秀春如是理解“生态种植”。

一开始,这个理念并不被柏林湾人所接受。“如果大家都打农药,而你不打,就只有等着虫来吃你家的。谁会愿意?”李秀春回忆,自己的顾虑也是一点点打消的。“头两年,产量确实受到影响,但当整个村都不用农药化肥的时候,产量就全上去了,还产得更多。”

“道理其实很简单。用沼气肥代替化肥,土壤结构得到优化。同时,生态的修复让农药更没使用的必要了。打农药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张熙明解释。

除了种植,柏林湾的养殖主流也是“生态的”。“每次一拿到市场上,基本都能卖得精光。”70岁的张富良告诉记者,来买他的“生态鱼”的回头客很多,光靠这一点,他上半年就卖了1万多块钱。

粗看柏林湾的一切,仿佛都给人“保守”的感觉。他们不仅珍视一种更“土”的种植、养殖方式,也选择了格局更“小”的销售市场。

“我们不提倡规模化,也不进大市场,‘生态农产品’最远只卖到县里。”张浩良介绍,除了让村民自主发挥,“大巴山”也给这些农产品搭建展销平台,为柏林湾寻找生态产品的“知音”。“去年,我们户均增加收入1.2万元左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生态农业。”

当然,倡导原生态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张浩良和“大巴山”常关注外界的有利资源和经验,将其介绍给柏林湾的村民。他们的合作对象既包括香港社区伙伴、国际小母牛等成熟的NGO组织,也包括工商银行等。

“大巴山”负责人表示,柏林湾的“保守之路”能走到今天,与基层政府的信任分不开。

“只要是在法律框架内的村民自治,我们都支持。”花溪乡副乡长钟龙川说,柏林湾村民在建设家乡上的积极性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换作另一个乡党委,‘大巴山’可能早就夭折了。从这一点上来讲,花溪乡党委是非常明智的。”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郭虹评价道。曾作为独立第三方机构代表的她,给柏林湾做过项目评估,也长期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

 

“要改变乡村,就要改变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到柏林湾调研后,曾评价张浩良:“他很像过去的士绅——有知识,宗族地位高,在乡村里做公共事业。与传统士绅又不同的是,他是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

“大巴山”最初的名字是大巴山生态(文化)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在创立初期,张浩良就知道,文化才是这番事业的核心。“要改变乡村,就要改变人。”他说。

“他们老早就意识到,贫困问题其实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在郭虹看来,“大巴山”给柏林湾带来的文化上的改变,正是乡村建设中最不容易做到的部分。

张浩良领着记者到了一处双层结构的木楼跟前。“这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把它叫‘柏林湾社区乡村讲习所’。”他介绍,讲习所由香港公益机构资助,和其他公共设施一样,也是村民们自己出力修建起来的。

讲习所的活动室内,墙上挂着各种会议内容、培训大纲——除了“敬祖”这类传统价值外,“性别平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也随处可见。

柏林湾的社区教育,还被延伸到青少年身上。“我希望他们不止学会知识和技能,更要在玩乐和思考中懂得独立的重要性。”张浩良说。

这些孩子通常都上的是县乡一级的中学。在柏林湾的夏令营中,他们被鼓励向授课的老师提出质疑、与同学相互辩论。

多名村民向记者表示,自己的孩子们回到学校,成为班上为数不多的,敢公开在课堂上提出不同意见的学生。

“农村孩子的先天条件一点不比城里的差。他们只是缺少机会。”说到这,张浩良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句:“清朝的时候,村里少说也有十几个念过京师大学堂的,怎么到了今天,连个上名校的都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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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4-12-09 点击率: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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