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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宋代言官是怎么变味的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讲究“中庸之道”,但在政治运作上并不擅长“折衷”,往往陷入“非此即彼、党同伐异、你死我活”的斗争。首先发难的一方,偏好占据道德制高点,以为自己绝对正确,以偏激的非理性的语言攻击对方,甚至不惜罗织罪名,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

 

_陈良 

台谏,是台官与谏官的合称。唐时,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职责是监督宰相及百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职责是专门讽谏皇帝,纠绳皇帝的过失。

宋初沿袭唐制,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掌纠绳内外百官奸慝,肃清朝廷纪纲,大事则廷辩,小事则纠弹。”仁宗明道元年(1032),成立另一最高监察机构谏院,将原本隶属于门下省的谏官分离出来。从此以后,谏官不再是宰相下属,宰相无权任用谏官,所有台官谏官均由皇帝任命。

 

谏官“不管”皇帝了

 

“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设立谏官的初衷,本来是纠绳皇帝,而非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而宋朝设立谏院,反过来监督宰相及百官,而撇开皇帝不管,使之成为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威。

宋代谏官主要是弹奏大臣,而非规谏君主。问题在于,宋代台谏在履职过程中并未恪守公正与理性,以致出现严重的异化现象。

此时,论奏弹劾主要对人而非对事,且偏好人身攻击,倾向于对某个大臣进行攻击,将自身置于道德制高点,竭力诋毁他人,不惜人身攻击。学者罗家祥考证,仁宗一朝被台谏弹劾罢免的宰执大臣就多达23人。

英宗治平年间,就英宗生父濮王的称号发生“濮议之争”,当时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联合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把韩琦、欧阳修等比作豺狼,“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悦人主”,可谓人身攻击,刻意激化矛盾。神宗熙宁年间,时任御史中丞的吕诲又故伎重演,频频攻击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

此外,论奏弹劾倾向于罗织罪名,而疏于明辨事理,往往凭“风闻言事”,或小题大作,甚至上纲上线。英宗治平四年四月,御史中丞王陶弹奏宰相“韩琦、曾公亮不押常朝班,至谓琦跋扈,引霍光、梁冀为喻”,欲陷韩琦以灭族之罪。

若要弹劾某个执政大臣,台谏官往往采取一致的行动,联名上奏,群起而攻之,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稍不如意,则“家居待罪”,以辞职要挟。如在“濮议之争”中,欧阳修就遭到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围攻;范仲淹、王安石进行改革,屡屡遭到一些台谏官的合力攻击与非议。

由于台谏职能与行为的异化,致使台谏势力病态发展,给宰执大臣以极大的掣肘。不思进取,倒不会招致非议;若要有所作为,推行新政或新法,就会引起争议与攻击。苏辙曾上书指出,这种政治环境,终究造就一大批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政客,“三旨宰相”王珪即为其典型。“()珪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

 

台谏介入“朋党之争”

 

当然,也有一些执政大臣富有进取心,力争扭转颓势,励精图治。但是,他们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面对并处理与台谏的关系。以“同道为朋”的范仲淹等人,只有在欧阳修、王素、蔡襄等台谏支持下,才得以与吕夷简、章得象、夏竦等保守派斗争;王安石也只能通过对神宗施加影响,更换一些台谏官员,才能推行其新法。

但吴申、钱公辅、滕甫等台谏先后被罢免,却无异于捅了马蜂窝,招致这些官员及保守势力更为猛烈的攻击。结果事与愿违,仁宗、神宗最终迫于保持派、台谏的压力以及自私的种种顾虑,不得不放弃支持改革派,庆历新政也好,王安石变法也好,只能以失败告终。

台谏势力在北宋病态发展,并且深深介入“朋党之争”,人为制造诸多矛盾与内耗,严重影响政府的行政效能。幸好宋太祖立下过“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否则宋代许多大臣会因台谏指控而惨遭杀身。钱穆对此曾指出:“到后来,谏官锋芒太凶了,闹得太意气了,太无聊了,社会及政府中人,都讨厌谏垣,不加重视,不予理会,于是谏官失势,然而权相奸臣又从此出头了。”

南宋时期,秦桧、韩?腚小⑹访衷丁⒓炙频赖热ǔ甲ê岚响瑁ㄚ刹唤鑫茨芑蚝苌僬桃逯囱裕炊傥ǔ加靡耘懦庖旒夯虼蚧髡械墓ぞ摺

 

皇帝本意是想牵制大臣

 

宋代台谏之所以出现异化,固然有其深层次原因。在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中,有一个让大臣相互牵制的法宝,就是“异论相搅”。真宗任用寇准时,有人提出疑问,真宗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异论相搅”的用意,即是君主有意让意见相左、互不相容、甚至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以免某个大臣或某派势力过大而危及君主的绝对权威。自仁宗开始,最高统治者往往默许或怂恿台谏随意弹奏大臣,“纵有薄责,旋即超升”,即便被免职,很快又被起用。君主最看重台谏的忠诚与耿直,所以台谏只要对君主表现出忠诚或做出耿直姿态,就会有恃无恐,无所顾忌地弹劾执政大臣。这一点正是导致台谏异化的第一主因。

在宋代,台谏官阶虽然不高,但拥有很大话语权。发表言论是他们的职责,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发言权,不发言才是不尽职。即便说错了,也不会被追究责任。谏官有时也会因不当言论免职,其声望反而提升,赢得直言敢讲的美名。

宋代“重文轻武”,身为文人的谏官崇尚名节。司马光认为,谏官应以三事为要,即“轻富贵、重名节、知治体”。但是,台谏大都看重名节,而忽视“论事必务大体”;为了名节(或沽名钓誉),他们往往为发言而发言,有理无理倒不要紧,关键在于直言与忠君,以至于不靠谱、不着调、不负责的空论盛行。这种重名而不务实的文化心理,也是导致台谏异化的一大原因。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讲究“中庸之道”,但在政治运作上并不擅长“折衷”,往往陷入“非此即彼、党同伐异、你死我活”的斗争。首先发难的一方,偏好占据道德制高点,以为自己绝对正确,以偏激的非理性的语言攻击对方,甚至不惜罗织罪名,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台谏在履职过程中,很难客观公正地就事论事,一旦出现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他们会竭力为某一方站台,进行不可调和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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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4-12-09 点击率: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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