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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赔钱做官”的刘光第

_张宏杰

刘光第是四川富顺人,戊戌六君子之一,但是对于他的经济状况,很少有人注意。

光绪九年(1883年),他高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时年不过24岁,可谓少年得志。但是奇怪的是,中了进士之后,他却一直没有到北京去当官。因为家里太穷,他拿不出到北京当官的本钱。

 

京官十年,不认得同乡

 

清代官员从家乡到北京去当官,路费要自己出。雇车长途跋涉,花费不赀。而且到北京之后,又没有公房、公车待遇,要自己租房、租车,花钱购置官服,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一般人家都出不起。

直到中了进士5年后,他的一位族叔、自贡盐场绅商刘举臣,觉得我们老刘家几百年不出一个进士,好不容易考中了却做不起官,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主动提出每年资助他百银二百两。富顺县令陈锡鬯一度也“亦年助百两”。这样,刘光第才在母丧服阕后进京,开启了十年京官生涯。

刘光第的整个京官生活,都穷得一塌糊涂。一般京官都住城里,上下班方便,他却住在郊外,因为他付不起城内的高昂房租。他在北京南西门外找到一座废弃的菜园子,当中有几间旧房,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在这住下来。当然,史书说得很客气,说他之所以住在这,是因为不愿意在北京城里呼吸PM2.5:“君恶京师尘嚣,于南西门外僦废圃,有茅屋数间,篱落环焉,躬耕课子。二三友人过访,则沽白酒,煮芋麦饷客。”

避居城外,除了无力支付城内高昂房租外,还有一个原因,刘光第可以避免频繁的应酬往还,少随点份子。别人家都是三点两头请客吃饭,只有他们一家人很少出门交游,他老婆在北京呆了十一年,没出过一次门:“其夫人自入都至归,凡十一年,未尝一出门与乡人眷属答拜。其境遇困苦,为人所不堪,君处之怡然。”

其实,刘光第也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欲望,也不怎么掩饰自己对仕途的热衷,到北京之后,很想快快升官。盖因他之读书,是全家人节衣缩食供出来的,母亲甚至“卖屋而买书”,所以全家人“发达”之愿望,皆在他一身。

到刑部上班后,刘光第工作十分勤奋。一般人一个月到衙门上20天班,就已经算非常勤奋的了,他每个月出勤可达29天。

在给刘举臣的信中,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勤奋:“主稿等均劝勤上衙门,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见勤敏。”如此勤敏,大家都说,过不了几年就能升官,“同乡皆言,如此当法,数年后,必定当红了”。大家如此鼓励,他对自己的仕途也很有信心,认为像自己这样拼命做官,不难飞黄腾达。

18901220日,他在家信中说:故就兄一人一身而论,尽可无虑,十数年间,一帆风顺,便可出头。虽然如此说,事实是十年之间,他却始终在候补主事一职上不能迁转。原因一方面是晚清仕途过于拥挤,另一方面则是刘光第个性并不适合混迹官场。

刘光第从小在艰难困苦中长大,个性强硬方刚,能吃寻常人不能吃之苦。《年谱简编》记载,有一次他走在路上被疯狗咬伤,为了怕感染病毒,他硬是从附近人家借了把菜刀,活生生把伤口周边的肉都挖下来了。此举断非寻常人所能为,可见其性格之强。

刘光第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是内向、孤介。对于社交活动,刘光第既不擅长,也不感兴趣。除了必不可少的礼仪比如师门的三节两寿之礼外,平日“少交游,避酬应”。偶尔应酬,也多独坐“寡相谐”,坐在那不和别人交流。胡思敬在《碑传集补》中说他“恂慎寡交,稠人广坐中,或终日不发一言,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

他当了十年官,连同乡都没认全。他这样做,原因当然主要是对官场上的喧嚣浮华十分看不惯,也不愿意对高官做谄媚之态。刘光第也说自己“冷僻犹昔”,“在人稠中”他“不善作便佞趋承之状”,以至于“众皆木石视之”。这样的性格,自然影响他在官场中广结机缘,导致迟迟不能升迁。

 

升官反而更为“赔钱”

 

刘光第的收入中缺少外官“馈赠”等灰色收入。这是因为入仕不久,他就立志要做清官名臣。1889年,也就是进京为官的第二年,他就在家信中说,自己要效仿康熙朝的名臣魏象枢,有了亲戚的资助,就不收什么灰色收入,要保持清廉之节。

因为立志要做名臣,刘光第十分爱惜羽毛,其清峻程度远过于曾国藩。刚步入官场之初,刘光第也接受过一些馈赠。后来,随着做清官名臣的目标日益清晰,他开始拒绝绝大多数官员视为正常的馈赠:“兄……不受炭别敬(方写此信时,有某藩司送来别敬,兄以向不收礼,璧还之)。”

刘光第连好朋友的帮助他也不要,因为他不想沾染任何灰色收入。有一个好朋友发了笔小财,想帮他一把,也被他拒绝。甚至有人看他成天穿着破旧衣服,想给他两件衣服,他也不要,这样也就失去了“他人馈赠”这一京官颇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及至后来因参与变法而获得重用后,他的作风在军机中也独树一帜。升了官,别人都要给报信的太监赏钱,只有他一个钱不给:“向例,凡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不仅如此,谁家有事,他也不随礼:“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

当了军机章京,别人每年都可以收到大笔外官送的礼金,只有他一文不要:“(光第)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既入直枢府,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君独辞却。或曰:‘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君赧然谢之。”

如此做官之法,使得他升官反而更为赔钱,每年要赔五百两。他自己在家信中说:“兄又不分军机处钱一文(他们每年可分五百金之谱,贪者数不止此);……如不当多时,所赔犹小;如尚不能辞脱,则每年须干赔五百金。”

基于以上原因,刘光第的生活自然摆脱不了艰窘。他在书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因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务,都是老婆带一女仆亲自干,家里越发破旧得不像样子:“去夏大雨后,顶槅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惟是顶棚末裱好时,客厅堵事,俱颇潦草。”

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一般人苦熬苦做做京官,一是期望能在级别上快些升上去,二是期望能外放到外地做地方官,收入可以名正言顺地大涨。资助他的族叔也是这样期望。可惜,因为参与维新变法,刘光第没有迎来自己经济状况改善的那一天就断送了性命,他的族叔也没能收回“投资”。他在变法失败后被捕之时,连执行抓捕任务的官兵都惊叹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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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5-01-28 点击率: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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