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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诬告史话

诬告史话
    文_何木风
      诬告,是一场用别人的痛苦或性命搭成的血路,是一个违背人类道德逻辑学的游戏。但人类中“恶”的基因却让它从未消失,它不但贯穿历史,也贯穿现在。
     人心难测,这对处于诬告事件中的人来讲恐怕最能体会。
     翻 开二十四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诬告陷害的嘴脸和因此带来的血淋淋的结局。在泄私愤、遂私怨和陷害无辜面前,诬告者总会毫不犹豫地抛弃道德观念进行诬陷,甚至很多时候,至亲、好友也是诬告者诬陷的对象。
诬告者往往会把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说得绘声绘色,有理有据。所以,历史上的诬告者基本都是编故事的行家,他们会将故事编得你不得不信。诬告总会给诬告者带来一些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民间,它或许就是一块田地,一捧食粮;于政坛,它可能是一世荣华,一族性命。
 
那些诬告者的“秘技”
 
     诬告者不胜枚举,其诬告手段让人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诬告秘技层出不穷,但仍有规律可寻。最基本的一种诬告秘技就是歪曲事实,甚至是凭空捏造。
     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周亚夫被诬告而死的例子。周亚夫是西汉景帝时期的重臣,汉景帝在大臣晁错的指引下,发动削藩运动,导致了七个诸侯国的叛乱。周亚夫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帮汉景帝削平了七国之乱,可谓对西汉刘家有再造之恩。
     事后,他也得到了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奖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景帝对他的感激之情渐淡。
     这很好理解,周亚夫功勋盖世,没有一个皇帝喜欢这样的人总在自己眼皮下晃悠。于是,他开始找周亚夫各种毛病,逼得周亚夫只好半隐退。但这还没完,汉景帝总想抓把柄置周亚夫于死地。
     机会很快就到来,周亚夫的儿子为了准备父亲死后陪葬的东西,就向营造署购买了作废的盔甲、盾牌500件,然后找了一批工人来搬运。工人搬运之后,周家没有给钱,工人们一怒,就向政府告发了。
     汉景帝下令彻查此案,案件的审理动机就是:“你周亚夫为什么要造反?”显然,这是典型的诬告,歪曲事实与凭空捏造。
     来回审讯多次,周亚夫坚持否认造反之心。汉景帝不高兴了,对审讯的人说,他就是要造反,至于证据,就是他要造反。
     于是,审讯官对周亚夫说了这样一段经典的诬告台词:“好吧,我承认你在人间不会造反,但那些武器既然是给你陪葬的,你一定是去阴间造反!”
     周亚夫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非死不可,证据已是题外话了。
     周亚夫事件,可谓诬告史上魔幻而经典的案例,让人唏嘘和冷汗直冒。
     另外还有一种诬告奇技就是断章取义,它的用武之地主要在文字狱中。由于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一例,看下诬告者断章取义的本领。
     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因得罪官场大佬而被贬到湖州,但苏轼之前得罪过的一些人仍不肯放过他,所以在他的谢表(京官到外地上任后要给皇帝写信,表达谢意)中做文章。
     苏轼在谢表中有这样的文字描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诬告者说,这是在讽刺皇帝为救济百姓实行的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诬告者说,这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
     这种断章取义的本领需要想象力和厚脸皮,它正是诬告者的本领之一。
     除了上述两种基本的诬告秘技之外,还有捕风捉影、落井下石、向目标猛泼脏水。
     春秋时期晋献公的老婆骊姬就是此中能手。她嫁给晋献公很多年才有了儿子,但她的儿子处在一个绝望的位置,因为晋献公在此之前已有了三个能力很强的儿子。为了给儿子争取王位,她不惜使出最卑劣的诬告手段。
     首先,她在晋献公面前时常说那三个儿子的坏话,而这些事都是捕风捉影,在一些事实的基础上添油加醋,甚至凭借想象力故意歪曲事实。当晋献公被她说得动摇时,她立即展开向目标猛泼脏水的行动,当晋献公相信自己的儿子有恶行时,骊姬再落井下石,声称她的诬告目标想要非礼她。
     如此一来,晋献公终于动手,向他的几个儿子发出攻击。骊姬成功了。
     无数的诬告例子告诉我们,诬告者得到了利益的同时,被诬告者往往血贱当场。诬告,是一场用别人的痛苦或性命搭成的血路,是一个违背人类道德逻辑学的游戏。但是,人类中“恶”的基因却让它从未消失,它不但贯穿历史,也贯穿现在。
 
诬告为何禁之不绝
 
     诬告是恶劣的。鉴于诬告的危害,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甚至很早就将其编到了法律中,明文规定,如有人诬告,一经发现,就会严处。
     秦律把诬告称为“诬人”,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汉宣帝时,诬告成为和杀伤人一样的重罪。《唐律疏议》中把诬告行为分为诬告谋反、大逆和一般性诬告几类。对于诬告谋反及大逆,唐律有专条规定,一律处“斩、绞”刑,对一般性诬告行为的定罪、量刑、处罚也做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宋朝以后,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逐渐加强,对诬告罪的立法规定也更为明确。
     古代诬告所以风行,很多时候是在上者的推波助澜,古代诬告通常是一种政治斗争工具:统治者为了巩固权位,鼓励诬告,比如武则天。她在登基称帝前后,大量重用以周兴和来俊臣为主的酷吏,鼓励他们诬告反对她的王公大臣。周兴和来俊臣以残酷的刑讯诬陷无辜的王公大臣,为武则天铲除异己,巩固其权位。
     和武则天类似的还有明代的宦官魏忠贤。他想把持政权,一大批忠良之士反对。他采用的手法就是要自己的爪牙去诬告别人,打击反对者。某次,魏忠贤看中了一位皇室成员的宅子,他跟此人谈判,但此人拒绝了他。魏忠贤就派手下去诬告他,说他偷了皇帝用的器皿,并处以死罪,然后取得了那人的宅子。其实那件器皿是公主赏赐给那名皇室成员的。
     诬告的另一方面,是赏告。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一向采用赏告的方法来鼓励检举告发。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强大了秦国,他在李悝的《法经》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宣布:“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当时告密者是有重奖的,奖金相当于一个农民拼死拼活干十年的总收入。奖金这么诱人,自然使得秦国国内告密成风。
     但是赏告的结果是导致诬告的泛滥。有时候不但无赖小人会诬告,就连一些标榜自己是正义之士的人也会诬告。
     李斯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学问好,自视甚高,而且品德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在秦国为嬴政效力,嬴政广招天下人才,李斯推荐了自己同学韩非。
     韩非到秦国后,充分展现才华,赢得嬴政的赞美。李斯发现苗头不对,如果韩非得势了,那他自己怎么办?
     于是,他对嬴政说,“韩非是韩国有王室血统的的贵公子。现在大王您想吞并诸侯,如果重用韩非,他最终会一心保全韩国而不顾秦国利益,这本就是人情所在。您现在不用他,让他长留秦国,等把他放回韩国,他对秦国情况已了如指掌,这不等于养虎为患吗?”
     嬴政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把韩非关了起来。李斯又落井下石,偷偷地给了韩非毒药,逼韩非吃下去。
     当时列国纷争,各国间谍四处活动,任何一个国家都鼓励告密,以稳固统治,嬴政也不例外。正因为有嬴政的政策鼓励,才有李斯的诬告韩非。
     由此可知,当统治者怂恿告密时,最有涵养的人也可能会沦为诬告者。
     如何既能防止诬告之弊而又广开告奸之路,这是封建统治者煞费苦心的。但自始至终,封建统治者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就算没有自上而下的诬告影响,百姓和大臣们也有可能因为利欲的驱使,铤而走险地去行使诬告之风,视法律为无物。
     其实,诬告源于人性的贪婪,想要终止诬告,就必得使制度变得人性化和理想化,才有可能办到,古今亦然。(作者著有《无中生有:中国历史中的诬告往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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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6-07-06 点击率: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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