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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为所谓“安全”,贪官有多拼?

为所谓“安全”,贪官有多拼?

    文_尤梓

   为了防止被人录音,与行贿老板谈权钱交易时,局长要求给多少钱办什么事,都不直接说,而是写在餐巾纸上。双方达成一致后,餐巾纸直接扔到雅间的马桶里冲下去。

   与一名官员聊天,他谈起去年底当地通报的一起贪腐案,感慨万千。

   他告诉笔者,案件的主角是一名局长,既想贪钱又怕东窗事发,想了不少办法。最初局长与行贿老板之间谈事情,从来不在电话里面说,也不发短消息。有事情要说的时候,就只在电话或短信里说到哪里去,双方就都知道了。

   这个哪里,是局长常年在茶楼包的一个雅间。到了雅间后,一次只能进去一个老板与局长谈交易,其他老板在外面一个一个排队等。局长自认为这样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不过这还不足以能让局长放心——怕有人录音。为了防止被人录音,与行贿老板谈权钱交易时,局长要求给多少钱办什么事,都不直接说,而是写在餐巾纸上。双方达成一致后,餐巾纸直接扔到雅间的马桶里冲下去。

   更有甚者,为了防止被监听、录音,局长又弄了个防窃听探测器,随时都带在身上。

在官员看来,局长的落马,足见纪委执纪之严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局长的心理已经扭曲了,才会如此拼命地寻求虚幻的安全感。

   其实为了虚幻的安全感,贪官一向很拼。

 

既要贪、又想安

 

   贪官的“安全意识”其实非常强烈。既要贪、又要安,是贪官们的共同追求。在许多情况下,贪官在贪污受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比如偏向自认风险小的贪腐资金来源。

   2015年获刑的江苏灌南县政法委原书记汪建新,认为“收个人的钱不安全,拿共产党的钱没人管”,就视财政为个人银行。3年间,他共安排他人以支付青苗补偿费、引进外资奖励款、工程款、赴台湾考察费等名义虚假立项,骗报财政公款371万余元,平均每年近93万元。

   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则认为“国企的贿赂,比较安全”。在他看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企工程质量有保证,不容易暴露背后的经济问题,比较安全;另一方面,国企有办法做账。结果他在职1700天受贿1700万,被判死缓。

   只要是贪,哪里的钱都是地雷。有的贪官就是不信邪,挖空心思在权钱交易环节找安全感。 

为此很多贪官订立所谓的原则。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收钱有个所谓的“原则”,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自己直接负责的工作范围,不帮人谋私利,以免搞得乌烟瘴气;不收下属的钱,以免买官卖官。他还禁止家属在自己主政地方经商谋利或干预工作。

   其他还有所谓不熟不收钱,事没办好退钱……

   有些贪官甚至专门研究反腐机制以便防范。几年前落马的湖北某市委书记,就曾经和一个“知心朋友”通电话,咨询“安全”问题。他问,最近有个民营企业家送我一笔钱,你干过公安又搞过监察,怎么处理才安全?

   在这里,他的“安全感”表面上建立在对“知心朋友”的信任上,但只要认真剖析一下就不难看出,实际上建立在对现行反腐机制的研究与防范上。那一句“你干过公安又搞过监察”,其用心实在招然若揭。

   贪官受贿后,自认最大的安全隐患是钱放在哪里。一项对数百个样本的研究发现,以现金方式保存贪腐所得是多数贪官的选择,占了样本总数的61.3%。而这样选择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规避风险。

   这就有了媒体经常报道的,贪官被抓时,从家中搜出几千万元现金或者烧坏多少验钞机。

   为了寻求心理安全,有些贪官还时时刻刻准备逃跑。

  “大姐生病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对话,却是沈阳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张东阳与其妻子的暗号。张东阳的妻子说:“201311月张东阳出国去澳大利亚前,因为满融地区的有关负责人被查,担心行贿者史海鹰也被查,所以和我约定:如果史海鹰被查,我给他打电话时就用‘大姐生病了’这个暗号来告诉他。”

   其实,贪官们心里有鬼,才会这么小心翼翼。当他们对这些都不放心的时候,就会寻找其他心理安慰,比如迷信以及人身依附的圈子。

 

不堪一击的虚妄

 

   从根本上,这些安全都是虚妄的,不堪一击。但是,从某一个时段上看,贪官这些举措的恶劣影响还不可小看。

   这些所谓的安全举措,首先会让贪官心理得到安慰,在贪腐路上越走越远。

   汪建新信奉“有官就谋权,权力再生财”,用他从财政套取的钱,与他人投资成立电脑公司,继续利用手中权力关照下公司,使业务激增,汪从中获利上百万元;又投资经营某品牌服装专卖店,利用党委书记的身份,多次安排所辖行政机关购买服装约70万元,按照事前约定的分红比率,仅此项业务汪即获利十几万元。

   他最终致使灌南县财政流失143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贪官求心安的举措,客观上还会延长贪官的潜伏期。

   广东韶关市政法委原书记叶树养有敛财的“五不”原则:“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采用守株待兔方式静候行贿人上门。

   他收受的第一笔贿赂是1988年。此后不断收黑钱,不断升官,基本上没有出过问题,最后当上了韶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还当上了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这一“潜伏”就是几十年。

   贪官并不是时时都是惊弓之鸟,不少时候,他们其实是老谋深算,这就需要仔细研究他们的“安全举措”,从而对症下药。

   贪污受贿手段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高明已经是共识。一名老纪检干部曾告诉笔者,以前权钱交易都是赤裸裸的、扛着麻袋的钱来,现在期权腐败、代理腐败等等方式越来越多。他把腐败与反腐败手段比着古玩的造假与鉴定,“造假手段有时走到鉴定手段前面,不是说查不出来,但是会增加成本。”

   其实只要是腐败,哪有安全可言?最近微信圈火爆的“友谊的小船怎么说翻就翻的”,一语击中了腐败暴露的核心——腐败暴露从来都是其中的人出了问题,而不是方式出了问题。

   所以这些所谓的“安全举措”最终都不堪一击,只会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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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6-07-06 点击率: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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