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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三大陷阱”吞蚀政坛新星

 “三大陷阱”吞蚀政坛新星

_本刊记者 李天锐

这些陨落的政坛新星,往往表现得胆子大,无所顾忌,一是源于其往往自认学历和水平双高,对自己有足够自信,忽视了积累经验需要多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其较早脱颖而出,一路顺风顺水,很少受到挫折,助长了“骄娇”二气。

“一边大搞产业园区,以此换取政绩平步青云;一边隐藏‘裸官’身份,大肆收受贿赂”……2016年初,广东官方公布了该省曾经的“政坛新星”——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南雄市委原书记林楚欣的腐败案例。林楚欣多年前曾受到领导赏识,担任了南雄市长,却在此后与老板们打得火热,因违纪违法被“双开”。

林楚欣的经历,正是许多陨落政坛新星的缩影。因为年轻,他们拥有了比其他干部更高的关注度、更响亮的名头、更广阔的发展机会;但是年轻干部也有某些“先天不足”,漫长的从政生涯好比一次修行,稍不注意就容易跌进更诱人的陷阱,留下惨痛的教训。

而这些,也是在任“政坛新星”们需要引以为戒的。

 

围猎陷阱:不只被商人长期觊觎

 

政坛“希望之星”面临的首要风险,就是被“围猎”、投资、养肥以“割肉”。在一些投机老板看来,政坛新星堪称“潜力股”,升职空间巨大,攀上后用处极大;因此采取“放长线、钓大鱼”式的贿赂,让不少年轻官员着了道,掉入了腐败漩涡。

据报道,1998年秋天,时为河南洛阳市华伦拖拉机制造公司董事长的倪瑞华,在宴请一拖集团时,听一拖集团时任董事长说,下一届可能提拔副总经理董永安,并力赞他“最年轻,最有潜力”,当即记在了心里。后来董永安去香港时,倪瑞华一掷10万元港币,让董永安“随便买点东西”,董欣然接受。此后,倪更是经常邀请董永安吃喝玩乐,想“提前把路铺好,以便将来用得上”。董自此迈开了走向腐败深渊的一小步。

攀附上潜力官员后,很多商人颇费脑筋。如广东商人敖某推广污水处理新技术,主动送上200万元汇给林楚欣,却不提任何要求,赢得了林的信任。然而,暗地里,他却凭借与林的密切关系,在下面打通了审批链条,使项目运作事半功倍。

商人们在投资上“细水长流”,从此与“希望之星”携手同行。如湖南商人陈春章结识“60后潜力官员”廖少华后,跟随其转战六盘水、黔东南等地,数年间分10次送给廖少华共计394万元。倪瑞华攀上董永安之后,两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一拖”到安阳、再到省交通厅,倪也成为董永安案中历时最长的行贿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与商人”各取所需”的后期,被“围猎”的政坛新星的感受十分微妙。黔东南州一商会会长说:“黔东南没有陈春章办不成的事儿。”在公开场合,陈春章甚至当着众人面直呼廖少华为“少华”,让与会者侧目。接受调查后的林楚欣更对组织反省:“那时我感觉绳索套在脖子上,随时一扯,就得听从老板们的招呼”。

投资年轻官员这支“潜力股”的不止是商人,很多官员也加入其中,扶植起了“家臣”。如冀文林因贪腐成为最年轻的“老虎”,就与其“老首长”周永康脱不了干系。此外,卢子跃的快速擢升,也被指与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斯鑫良的提携有关。

也有对此不满的。早前,国家民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大世界商场原总经理杜茂基对其副手刘骏甚是赏识,将刘拉进腐败同盟,并推荐刘骏接替自己,退休后还通过刘继续“关照”他人。刘骏被查后叹道:“我如一个木偶被人推向前台,拼死表演,前途却非常渺茫。”

结合上述案例不难发现,政坛新星要经受住“围猎陷阱”的考验,难点有三:一是考验时间长,当事人从崭露头角起就要一直“坐怀不乱”;其次是面对手段隐蔽、多个界别的“围猎者”,他们要正确区分与官员、商人正常交往的界限;最后,前些年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也是造成年轻官员被成功“围猎”的重要因素。

 

决策陷阱:让“敢为”变成“妄为”

 

如果说“围猎陷阱”更多折射了政坛新星面临外部环境的“凶险”,“决策陷阱”则更多与其自身紧密相关。

“一般而言,年轻官员充满激情,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推进工作力度大。但另一方面,当组织把他们放到重要岗位后,由于其阅历尚浅,经验不足,在决策中容易走极端,或造成不良后果,有的甚至成为其案发的导火索。”多名长期在机关工作的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他属于想干事、敢干事的官员,没有尸位素餐。”20157月,曾经的“广西自治区最年轻的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落马后,接近他的人如是评价。

在决策中,他们也曾因有点子、有手段而受到好评。在早年工作的太钢集团,年轻的老总陈川平亦曾拥有良好的口碑,为提质增效,他推动太钢“4050人员”内退,首先就让自己的夫人先退下来,消除了很大的阻力。

不过,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这些陨落的政坛新星推动重点工作时,也常会因为决策中考虑不周到,或暗藏私心,从“胆大”发展成“冲动”,从“敢为”发展成“妄为”,引发严重后患,有的决策甚至为其搞腐败提供方便。

20151月开始的“花样南宁”建设,被指具有余远辉强烈的个人风格。“花样南宁”本是利民的民生工程,却被余远辉武断地作为政治任务下达。不仅市直单位及各区县政府部门划分绿化责任区,连学校和企业都有任务。余远辉冲动定调:“全年至少种植100万盆三角梅。”

“为完成任务,本地三角梅不够了,就跑到福建、广东去采购,把那里的价格也推高了。”在此期间,发生了政府机关为完成指标扣干部工资,向中小学生摊派鲜花等情况,引干部群众侧目。当年5月余远辉被调查后,“花样南宁”行动偃旗息鼓,标语连夜被撤。

沈培平则曾为“妄为”付出过代价。20087月,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发生群体性事件,在省公安厅拒绝普洱的跨县调警申请后,时任市长沈培平要求时任市政法委书记“不要再请示省里”,背着省委跨县调集大批警力向孟连集结,导致事件升级。沈培平后被责成做出书面检讨。

同样曾是“60后”强势高官,毛小兵在执掌西部矿业期间,领导企业在上交所实现上市,也引发诸多争议。如2004年西部矿业困难时,毛小兵曾发动员工集资认购了3205万股;上市在即,这些股又被清理掉。自此,员工开始不断上访,该问题成为当地的老大难问题。此事亦被视作毛落马的腐败导火索之一。

昔日“新星”妄为的例子不少,除了蛮干,还有的不惜违法乱纪。如陈川平涉及“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而在更多的案例中,不少陨落的政坛新星重点推进的工程和项目,更成为其主动搞腐败的“提款机”。

 

修养陷阱:多了任性,少了党性

 

对于很多陨落的政坛新星来说,决策时出问题、走极端的重要根源之一,是其阅历、思想、性格上的某些不足。这一点本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加以弥补,但遗憾的是,不少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并不注重加强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在“陷阱”中越陷越深。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一是源于其往往自认学历和水平双高,对自己有足够自信,忽视了积累经验需要多学习、多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其较早脱颖而出,受到贵人拔擢,一路顺风顺水,很少受到挫折,助长了这种“骄娇”二气。

年轻官员本应加强道德修养。但在诸多有关陨落政坛新星的报道中,公众却看到,他们动不动就骂人。如朱泽君年轻时在广东增城市当党政主官长达10年,被指作风强悍,因口无遮拦得了个外号“朱大炮”。卢子跃、毛小兵及落马的福建省前省长苏树林等,在言行上都被指“肆无忌惮”。

不少人还养成了爱显摆、爱表现的个性,这也给他们惹过大麻烦。2014年南京青奥会倒计时发布会上,有记者问2019年亚运会中国是否接手,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官员话音未落,杨卫泽就抢过话头说,如果有需要,南京愿意接手,引发网络一片“吐槽”。一天后,南京青奥组委不得不出面“澄清”。

与此同时,他们放松了对党性修养的锤炼,不少人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感,意志不坚定、不守规矩,以致违纪违法。

有的公然唱反调。中央对余远辉“双开”的通报中透露,余曾公开发表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违背的言论。据媒体报道,余远辉落马前在上最后一节党课时曾脱稿称:“有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被审查,两天啥都招了,没有点骨气和意志。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还有人置中央反复告诫于不顾。万庆良受审时曾崩溃大哭:“我严重缺乏政治定力和宗旨定力,忘记了党纪国法的高压线。”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他仍“不收敛不收手”,频繁出入于高档私人会所——品云观景餐厅等。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2014年后落马的绝大多数年轻高官,都具有“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这一情节。

上述专家总结称,以上三大陷阱各有侧重,“围猎陷阱”是当事人面临的凶险外部环境,“决策陷阱”聚焦官员在决策中暴露出的阅历、工作方式、性格等方面的问题。“修养陷阱”则从更高、更广层面,展现这一群体忽视后天学习,造成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双缺失”,这亦是悲剧发生的重要根源。“三大陷阱”讲的是落马“政坛新星”的故事,也给在任的年轻官员提了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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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6-07-06 点击率: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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