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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千年外交中的“愤青”误国

千年外交中的“愤青”误国

    _袁南生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也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实际上则是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

 

宋朝亡国与“愤青”现象离不开

 

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但如果当时南宋对蒙金战争选择两不相帮,至少可以赢得30年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让君臣把宋朝与蒙古联合灭金看作是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

为诱使宋朝联合蒙古灭金,蒙古答应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但双方只有口头约定,留下巨大后患。当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时,南宋军队两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携带馈赠给蒙古军队的粮秣三十万石相助。金国灭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领土。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遗憾的是,南宋并不满足于分得的土地。一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的议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到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反对,北伐蒙古。结果全军覆没,而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可见“愤青”之误国。

 

被逼上煤山的崇祯帝

 

崇祯帝勤政廉政,怎么会落得个亡国上吊的下场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愤青”现象所绑架。老天爷曾给崇祯四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

第一次机会是封后金首领为王。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其实,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无先例,只要承认后金(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供其统治。这虽然损害了威望,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使国家减轻困扰。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第二次机会是与清军议和,分界而治。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但他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将刚收到的议和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

这一下可惹了大祸,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崇祯帝起初还想袒护陈新甲,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压力,只好降旨责令陈悔过。实际上,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舆论,是十分轻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更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这样,一次本来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被朝廷内外为“愤青”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所绑架。

第三次机会是迁都。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危在旦夕。大臣李明睿建议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咱们大明的条件比宋高宗立国时强多了,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

谁知,首辅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人上奏章,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绝大多数官员和“愤青”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南迁,因为士大夫阶层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加上如果南迁,官员们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

官员们唱高调唱了一个多月,李自成此时已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祯帝终于忍不住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第四次机会是与李自成议和。李自成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当年三月十七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报告工作;朝廷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朝廷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清军。

然而,大臣们个个慷慨陈词,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要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根本不在明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议题之内。崇祯死后仅3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

 

“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

 

鸦片战争爆发前,曾国藩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提问时就说:“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靖康之变”后,宋朝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划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加上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士大夫痛心疾首。“愤青”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愤青”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但这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顾维钧认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当然,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科学认识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一方面,要认识到“愤青”现象是外交运作的民意基础,善加利用可以作为外交谈判中的一张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运作的空间,对实现合理和必要的妥协形成牵制。(作者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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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6-07-06 点击率: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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