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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1934年未完成的反贪腐

1934年未完成的反贪腐

    _韩福东

彭秉离成了贪腐的典型。那是1934年,蒋介石忙于“剿共”,彭秉离作为“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派赴赣西各县的封锁视察员,于执法途中看到了“商机”。在修水县视察时,他勒索食盐火油公卖会银洋300元。行贿者是该会贩售股股长梁有谟。

此事很快被密报到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处,呈送江西省政府,而后到达蒋介石那里。蒋震怒,要求彭秉离所视察过的丰城、铜鼓等县,如发现有勒索或其他不法行为一律告发。此案随后交给军法处,彭秉离被判刑期二年六个月。南昌行营还为此通令各省政府、各路军总司令,以彭秉离案为戒,要求在公人员“清廉奉职,共济时艰”。

80年过去了,彭秉离早已被世人遗忘,极少人知晓他曾因贪腐被判刑。从一些公开资料中,只能拼凑出如下简略的内容:彭秉离为四川云阳县凤鸣镇人,民国十四年(1925)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科毕业,抗战前曾在国民党政府军政部任职。

我是在193435日《天津益世报》上,看到彭秉离被判刑消息的。300元银洋,按当时的物价,大概能买7000斤大米。这个数额能惊动蒋介石,并在媒体上曝光,还全国通电,阵仗不可谓不大。打个“苍蝇”为何打得这么大声?

1934年是个重要年份,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成为运动的中心思想,反腐的力度开始加大。

当时对腐败的惩处非常严厉。彭秉离被判刑前两个月,在江西南昌行营,总务处庶务股长彭涤非、处员袁阳生,被控在采购应用物品时,“胆大妄为、不法已极”,与各商号串通舞弊,私取折扣,浮报公款达4000余元。而总务处长孙伯文,“对于所属职官品行操行如何,平时漫不注意纠察”,也因失职而受查处。

惩处的力度很大,彭涤非、袁阳生被“执行枪决”,而孙伯文则因失察而被判“监禁三年”。

南昌行营而后电告各机关:各长官对于所属经理人员要严加查察,有犯必惩,绝不姑宽。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年后被认为是国民政府贪腐代表的“四大家族”之孔家,也在那时站出来,唱和反腐。但和南昌行营比起来,财政部反腐的气势明显弱很多。

孔祥熙彼时为财政部长,他当时发出通告,呼吁民众检举揭发:“凡举发贪惰者,须搜齐证据,正式呈控,即依法惩处;其不愿显示姓名者,当严守秘密;若案情重大,恐先走漏消息者,可携带证据来部面呈,如查明属实,酌量发给往返旅费;其有挟嫌诬告者,则干犯刑章,幸勿尝试。”

从财政部的相关表述看,举报贪官的收益几乎没有,旅费也只是酌量发,更别说奖金。风险较大,搞不好还会被判个挟嫌诬告。

在这份通告中,孔祥熙还称,财政部所属机关遍布全国,大多数财政官员都是好的、廉洁的,腐败官员只是个别,占很少比例。

但当时的媒体却不认同上述说法。《天津益世报》社论就曾说:近年以来政治上最为国人诟病的,莫过于“贪污”两字。一谈到贪污,当然离不开官吏……十个官吏里,试问能不能找出一个洁身自好者?

那几年,虽然能隐约感觉到蒋氏政权励精图治的抱负,社会上也有对威权反腐的期待,但整个官僚系统的腐化与僵化,即便在严刑峻法下,也甚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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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6-07-06 点击率: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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