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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黄楠:与世“有”争的布衣教授

黄楠:与世“有”争的布衣教授

    _本刊实习记者  熊盖尧

电话中的黄楠教授轻言细语,给人一种很文弱的感觉。一见面,这种“文弱”感在视觉下得到强化。

矮小的个子,瘦瘦的,简单朴实的穿着,再加上一头灰白的头发,很小声的谈吐,似乎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但当你稍稍了解他,很容易发现这名西南交大的王牌教授,既温顺又执着,很像臧克家笔下的《老马》。

 

“人不能总做简单的事”

 

不甚宽敞的会议室里,一张桌子,几个掉了漆的凳子,几把没了靠背的椅子。这里能上得了台面的大概就是那两把旧沙发了,阳光从绿油油的树荫透过来一点点,如是而已。

 “我们这个会议室,用倒是够用,就是椅子太烂了,人比较多,都被他们用坏了。很简陋,你们多担待”。黄楠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倒茶。然而他给我们倒完茶,却忘了自己。

他坐在我们对面,以手撑住面颊,不时按按太阳穴,半倾着身子和我们交谈。

20年前,学冶金出身的黄楠被派往德国,半路出家搞生物材料。回国后从研究钛的氧化膜做起,着手生物材料的科学工作。

他是中国最早开展心血管生物材料研究的学者之一,彼时西南交大在生物材料与工程这一块,还是无钱,无人,无器材的“三无”状态。连一本杂志都没有,只有当时的川医能找到些“蛛丝马迹”。所以川医是他最常去的地方,既借阅资料,也借用器材做实验。

他还申请到了3万块钱的科学基金,跟川医的生物医学工程教研室合作。“钱本身太少,研究又是个无底洞,合作方中途撤了出去。我只好灰溜溜的回到学校。”黄楠说。

外国科学家用电解,来观测钛的氧化膜的厚薄。他想尽办法,用热水壶煮,观察并取得了氧化膜变化的数据。做实验用的血,是他找来学校的护士,抽的自己的。一年抽个十来次,每次三五十毫升。

一个人捣鼓,慢慢有了起色。后来他有了团队,但一样的困苦不堪。二氧化碳在罐子里倒不出来,要烧水预热,凌晨起来抱着冰冷的大铁罐,一边淋热水,一边“筛”。每天休息三四个小时,天天如此。

“人不能总做简单的事么,”黄楠用这句口头禅来评价过去的那20年。

由他领头开发出的抗血栓、抗血凝心血管支架,投入到临床实用以后,迄今为止5万病例患者,无一人出现晚期血栓现象。这种我国自有知识产权的心血管支架和植入人体医疗器械系列的开发应用,不仅仅是国际国内生物材料应用的一大突破,也是高校科研成果应用到社会的一大突破。2008年,他还被国际学术界授予世界生物材料委员会Fellow(院士)的荣誉。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建立起来今天交大的生物材料与工程学院,不过他从不居功,认为这都是团队的成绩。

 

“一个朴实的人,干劲十足的人”

 

黄楠在谈到自己的科研项目时,只用简单的事实陈述,不添加任何渲染。

在他小小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籍和数据袋。有一块黑板,上面标注着学生的名字,工作日期,和密密麻麻的计划。好多年前剪贴的报纸,早已变了颜色,内容都是与“钛”和植入器械相关。他今年60岁,但是每天仍然八点办公,晚上十一点下班。

一言一行,一桌一椅,都透着严谨、朴实,和对科学的热爱。

跟黄楠合作了16年的王进老师说,黄教授是一个干劲十足的人,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也要付出百分之二百,甚至三百的努力。

王进讲话像连珠炮,一看就是性格火爆的人。她自承十多年来没少跟黄教授发脾气,不过黄教授从不记仇。为公不为私,吵完就好了。

黄楠去年的博士毕业生王娟,是我国首例全球网络答辩的优秀毕业生。谈到恩师时,一再重复,黄楠教授对她的学业影响很大,但对她的人品影响更大。

王娟考研时有人在黄楠面前专门提到她,算是“打招呼”户。这令黄楠很不快,以为她是想走捷径,暗自想“抛弃”这名“不正”的学生。

后来,是王娟主动找到老师,与黄楠深聊她的学术愿望,黄楠最终认同了她。

王娟说,师母癌症,在四川省医院治疗。同学们建议每天抽一个出来轮流照顾师母,但是被黄楠拒绝了。他说的是大家年纪轻轻,正是搞研究的黄金期,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晚上十一点下班,他回去亲自照料。报票老师经常数落他们:“你们怎么做弟子的?让黄教授自己来报票,他多忙你们不知道吗?”殊不知不是他们做学生的不帮导师,而是黄楠从来不让。

“这么多年了,他只有年三十晚上和初一上午不在实验室。以前他都是十二点以后回家的,师母每天在楼下等他。去年师母患了癌症,出院后身体一直不是太好,但还是要等他回去才睡得着,所以他改成了十一点下班。老员工和值班人员都知道此事”。王娟说恩师的这些细节,最朴实感人。

 

“高校专利不转化,才是国有资产最大流失”

 

2014年,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成都十条”出台。2015年西南交大作了关于“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试验汇报。黄楠20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心血管支架,因与深圳公司的“搭伙”成功,成为这种成果转化的典例。这无疑也是很多高校科学工作者的一个缩影。

黄楠跟廉政瞭望记者聊了些过去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到如今时代的创新诉求。说到日本等发达国家,将生产地转移到印尼、越南,自己却牢牢掌控着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你们有没有发现中国的专利利用率,科研成果的运用转化率普遍太低?”他这样问记者,“以前高校体制滞后,相对的阻碍了科研项目的开发应用,现在好多了,但还是有问题。”

今年3月,“十三五”规划纲要公布出来,其中有一个植入性医疗器械项目的国家扶持,那个项目可以申请大概3000万的国家扶持。这正契合他们团队的镁基可降解植入医疗器械。

镁基可降解植入材料,是黄楠的团队在国际上拿了奖的,那是一整套的技术和专利,可以避免重大手术的二次开刀,减轻患者的痛苦。

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推广镁基可降解医疗器械,期望获得项目扶持基金,以及找到合适的合作企业。另外,黄楠的团队亦正展开一个中韩国际合作的项目。

当然了,没有任何事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当前国家和高校出台了优厚的科研成果转化的奖励政策,科技成果转化率之低,依然令人咂舌。2013年教育部统计,全国高校拨入科研经费共计1170亿元,专利的许可收入4.34亿元,全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仅为0.3%

西南交大校内,大家达成这样的共识:不转化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黄楠也感慨道:“学校的探索是对科技生产力的解放。”

在他看来,过去高校科研长期囿于体制,跟企业合作的方式,效益的分配,以及部分相关部门缺乏常识,死守教条,甚至中国本身的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偏重感性,而忽视理性。科技成果要转化,这些,都是难点。

 

记者手记:“我们要看未来十年”

 

黄楠教授真的很像“老马”——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他横竖不说一句话。

据我们所知,他们的项目经常陷入一筹莫展之中。采访之前,正搁浅在双流,每天要浪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虽然目前困难重重,但他坚信未来。正如提到其科研项目时他说的话,“我们要看未来十年”。高校科研成果要走出来依然不易,无论是与企业打交道,还是对政府政策的理解与配合,都需要走很多的弯路,才小有成效。

因为科研成果要走出学校,要面临的困难确实太多,高校教师的身份、企业的考量、政策的配套,等等……。这里面很难论出个对错,而对于黄教授这一类的科学工作者来讲,努力和未来便是一切,或许有一句话说得很贴切——“未必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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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6-07-06 点击率: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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