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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救火队长”?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救火队长”?

    _本刊记者 李天锐

“咱们北京人什么没经历过?不都扛过去了?”

2003年春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街头鼓励市民们所说的话。此时,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席卷京城,人心惶惶。刚刚“火线进京”的他,一边配合卫生部门做好伤员救治;一边公开信息、稳定民心。王岐山一役成名,被视为“救火队长”的杰出代表。

“救火队长”,指的是当一地或一部门正处在“火烧眉毛”的紧急关头,如一地出现腐败窝案、一把手落马或引咎辞职、企业出现巨亏等时,由组织派出一名新的负责人,到当地或该部门处理紧急情况,带领当地战胜困难。因正值敏感复杂的特殊时期,面临稳定和发展的任务,还要保持自身和班子的廉洁,这就对“救火队长”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过渡期:

让下属及群众看到希望

 

“一般来说,‘救火队长’多是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之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应付得了‘火烧眉毛’的局面。”西部某市一名曾担任“救火队长”的正厅级官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他表示,这个特点在省部级层面最为突出,“一地百姓的福祉不是儿戏”。现在一些地方选择年轻官员“救火”历练,也钟情于经过多岗历练、从乡镇干上来,实绩突出的干部。

廉政瞭望记者注意到,20157月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被查后,前往“救火”的赵克志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资历较深。20162月,“60后”刘士余在诸多股民期待中走马上任证监会主席,“救火”中国股市,此前他亦拥有数十年金融工作经验和十年副部级履历。

一般而言,无论救的是哪类火,首要面临的都是收拾局面、稳定人心的任务。来救火的继任者直面下属时,则需要打开天窗说亮话。

“现在纪委提出有问题主动交代,其实我们多年前就实施了。就是为了教育挽救干部。”上述官员救火地的前任县委书记、县长均涉腐被查,在上级纪委的统一部署下,实施了对主动交代者从宽处理的政策,收效颇丰。

“我一上任就感觉到,县级机关背后有一股暗流,少数人心事重重、议论纷纷,有人与落马者瓜葛深,为求自保到处活动。获得许可后我在会上讲,‘有问题的及时交代,否则后果自负。其他无关的干部近期一律不动’。很快,十多名官员上缴了数十万元礼金,这与组织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他们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此后,干部情绪慢慢稳定了,工作也走上正轨。”

面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企业巨亏等情形,“救火者”要在短时间内凝聚人心,则需要让普通群众或职工看到希望。

“必须让市民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市长在干什么,说什么,我希望市民天天看到我,以消除恐惧心理。舆论监督是暴露了问题,但市政府和我本人才有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非典”期间的王岐山,几乎天天在电视上露面。

对“救火”企业者而言,树立信心的最好办法则是选好改革突破口,用自身能力和改革效果扭转局面,提振职工信心。

201410月,葛红林就任中国铝业公司董事长。此时,中铝正面临巨亏,成为2014A股“亏损王”。葛到任后便提出“加减乘除”改革举措,即做强最精主业,处置不良资产,把创新驱动作为扭亏脱困的新引擎等,很快士气大振。一年后,中铝就成功扭亏为盈。

 

反腐:

从“不被拉拢”到“重构政治生态”

 

对“救火队长”而言,只有自身保持清正廉洁,同时担负起一把手的责任,致力于改善当地的政治生态,方才不会陷入当地的非法利益格局中,不被火烧。

“总局前任局长杨栋梁等人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的事业,社会影响极其恶劣。”201510月,国家安监总局新任局长杨焕宁如是说。此时,他刚“救火”填补杨栋梁落马后的遗缺。杨焕宁还表示,要从这些反面典型中汲取教训,检讨不足,提高党性觉悟。

从前任深刻教训中引以为戒,是“救火队长”们的必修课。杨焕宁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还有个插曲是,当年8月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他曾和杨栋梁一同赶往天津参与事故调查,还互相交流专业问题。几天后,杨栋梁即宣告落马。

当救火者上任后,面对严峻复杂的局面,更能体会到自身清廉的重要性。

“那时,我深切感受到了前任贪腐被查带来的危害。不仅许多干部无心工作,就连谈好的招商对象也毁约撤资,老百姓更是议论纷纷。”上述救火官员告诉记者,那时他就告诫自己“四不”——不贪一分钱,不结交老板,不结党营私,不被拉拢腐蚀。“这是对组织和百姓负责,对班子和整个党政系统也是一种示范。”

救火者要始终保持廉洁,除了加强党性修养,还需在性格方面扬长避短。

“很多救火者资历老,说一不二,再加上拥有空降‘钦差’身份,容易搞一言堂,在监督真空里搞腐败。其实,强势要分两面看,不妨摆正位置,接受组织和班子成员的监督,并利用自己的资源、威望和能力,多给老百姓办实事。”上述官员称。

在这方面,多次“救火”的朱镕基就是典型。他曾反省,有人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动不动就要撤别人的职。但下属都清楚,他这种强势仅限于工作,而正是这种强硬作风,在推动成立浦东新区、治理通胀实现经济软着陆等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八大之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更加明确。在一些班子成员出现集体腐败的地方,起引领作用的新一把手还要为重构主政地的政治生态而努力。

首先是严查腐败分子,清除政治生态的污染源。如20149月,王儒林“救火”深陷塌方式腐败的山西。一年后,该省即有3名市委书记、3名厅长、10名县区委书记及多名国企一把手落马。在公众场合,王儒林多次披露反腐数据,举出贪腐官员的犯事细节,告诫干部勿陷入贪腐陷阱。

另一方面,则是在干部选拔中立规矩,为政治生态之水引入“清流”。除了全省集中整治买官要官,山西还为干部提拔制定了“全程差额、全程记名推荐、全程廉政审查”等最严程序,并遵循“重质不重量”,“不唯年龄”等原则。接下来的时间里,绝大多数新官经受住了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现实情况下一把手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救火地”政治生态的最终好转,离不开上级的监督和支持,同僚的理解和配合,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

“在一些人看来,山西发生‘塌方式腐败’是在从严治党背景下,由中央盖章认定。重构政治生态也是中央给山西的任务。王儒林能放开手脚,也与班子集体大换血,新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全力配合有关。而其他地方一般强调尽快安定,发展经济,救火者要通过大阵势反腐重构政治生态,尚需要更有力的制度支持。”专家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廉政瞭望记者统计发现,实践中大多数“救火队长”的任期并不长。在这期间,除了稳定局势、反腐和改善政治生态外,“救火队长”还要把心思用在促进发展上。

全身心投入,是做好工作的基础。“我听局里同事讲,他每天都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去。副局长都快熬不住了。”对前任王保安落马后前来救火的新局长宁吉喆,国家统计局所属报社记者魏琳评价,“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想做好这份工作”。

为了促进发展,救火者各显神通。20125月,由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领衔,中石油、中石化、大唐集团等30多家央企高管组成的“豪华团”抵渝,与重庆签下诸多大单,所有项目实施后总投资额达3000多亿元。此时,距在国务院分管央企的张德江“救火”重庆仅两个多月。

“救火队长”还会触及深层次难题。“救火”山西后,王儒林3个月内调研了该省5市和30个县区。除了谈反腐,还聚焦政治生态重建、干部“为官不为”、推动煤炭产业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等,啃起了“硬骨头”。

在有限的任期里,救火者们还要利用自身的丰富经验,为主政地的未来发展定方向,谋长远。

“救火”重庆的8个月里,张德江一边稳定局面,一边以召开市党代会为契机,总结过去成绩和教训,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总体思路,沿用至今。张德江卸任时,中央评价其“理清了工作思路”。

告别北京市长这个位置时,王岐山留下了诸多制度化成果——相对完善的快速反应和信息公开制度(时任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成为微博红人),为外地人羡慕的廉价公共交通,不断改善的城市化水平……这些举措,在其卸任8年后依然发挥着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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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6-07-07 点击率: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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