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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那些为司法纠错奔走的力量

那些为司法纠错奔走的力量

    _ 阎半刀

66,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法提审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并于68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的母亲送达了再审决定书。

此时,距离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已经过了22年。

和其他进入公众视野的“冤案”“错案”一样,这条消息牵动了人们的神经;而那些纠错案例背后的推动力量,也渐渐为人所知。

 

水滴也可汇成河流

 

2005315,《河南商报》刊发《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一文。这是聂树斌案出现在公众视野的第一篇报道,由该报总顾问马云龙亲自操刀。

当天,马云龙做了一个决定:让编辑传给全国多家主流报纸,不求稿费,只希望其它媒体帮忙刊载。此后的11年间,他一直在为此案奔走。

几代媒体人为聂案呼吁了多年。自2005年起,《南方周末》《新京报》以及本刊等多次刊发报道,完整记录了聂案的全过程。各家媒体刊发的评论更是不计其数,有追问、有梳理、有质疑、有提醒……如果没有这股力量的推动,聂案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能会花上更长的时间。

同样,呼格吉勒图案背后,也有媒体人的坚守和努力。从2005年起,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连续发了5份内参,直接向中央反映此案,每份都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示。

在陈满案中,71岁的程世蓉起到了关键作用。她是中国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退休人员,义务为陈满冤案奔走11年。

上世纪60年代,程和陈满的父亲在四川绵竹政府机构短暂共事过。2004年她退休后重返绵竹,在重遇陈满父母后听说了陈满的事,陈满父母知道她懂些法律知识,便请求帮忙。

程世蓉这个“二传手”在申诉过程中,不断向各界传递信息——向司法机关请求再审,向律师和法学专家请求援助,向社会公众呼吁支持。

说起11年来的奔走历程,她记忆犹新。“直接向两级法检机关寄发特快专递18封,挂号信7封,托人给最高法、最高检转交材料3次,3次到最高法反映情况。第一次是20041221日,早晨6点不到就出门,转乘两趟公交车到最高法。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而来自体制内的回应让她看到了希望。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检的3名官员做客新华网,她向最高检渎检厅厅长陈连福反映陈满案,之后就有长达3年的交流,还和最高法副院长苏泽林有过邮件联系。令她颇为触动的一个细节是,2006年,有个检察官收到案情简介后,邮件回复她:“请代问备受心灵摧残的陈满的父母亲好!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20137月,这个案子进入“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的视野,以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星为主要推动力量,成立了一支志愿队伍——程世蓉将之视为“真正的转机”。专业律师团队介入后,召集法学界、律师界、媒体界40多人开陈满案研讨会,在海口举行声援陈满案的自行车慢骑活动,向相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发出呼吁信等。

除“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外,学者徐昕发起的“无辜者计划”,律师杨金柱发起的“冤弱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律师张青松和学者吴宏耀共同发起的“蒙冤者援助计划”,都成为近年来重要的民间洗冤项目。这些名称不一的项目有着共同的主旨:从层出不穷的疑似冤案中选出最为重大的案件,免费为那些“重罪案件中的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

洗冤过程中,那些“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也不容忽视。

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原检察员张彪,助张高平、张辉叔侄俩追求清白,坚持了5年。服刑期间,张高平经常表现出反抗情绪,张飚看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后,发现这案子着实存在疑点。随后,张飚频繁将发现的疑点资料和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发往浙江,希望能启动该案的复查程序。

茂名化州市下郭街道石狗塘村村民韩亚福被无辜羁押将近3年——此前,他被茂名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真凶落网。

其间,两级法院的法官为他“接力”洗冤:茂名中院刑事法官李亚车经过不懈努力,使真凶归案;省高院刑事法官毕凯先反复查阅,让冤案得以避免;省高院赔偿办李晓华法官及时依法审查,帮助韩亚福获得24.5万元的国家赔偿。

而在聂树斌案中,我们也当看到体制内力量的努力——“真凶”王书金出现后,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在听取报告后,宣布成立两个专案组,对王书金案进行严格调查,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

各方的努力,推动着这些个案,汇成一条中国法治道路中不可忽视的河流。

 

从偶然过渡到必然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法学院副教授李永升曾深入研究中国的20起冤案,发现都是因极其偶然的因素得以纠正,其中17起是因为发现真凶,另外3起是因被害人“复活”。

错案被偶然发现,是以往被曝光冤案得以平反的常态,佘祥林、赵作海、王俊超、于英生……这些冤案主角,无一不是如此的经历。极少有刑事错案是通过刑事司法系统主动发现。

然而,近两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因为“非偶然”因素而被纠正的错案、冤案出现。

在陈满被无罪释放之前,河南平顶山李怀亮案被称作“国内疑罪从无当庭无罪释放第一人”。该案历经七审三判,均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

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李怀亮有作案重大嫌疑”,平顶山检察院仍在一份情况通报中表示,法院的判决结果“贯彻了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尊重法院判决结果。

曾经为多起冤案涉案者辩护的朱明勇律师认为,越来越多得到平反的冤案贯彻了“疑罪从无”的理念,这跟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推动冤假错案责任倒追等大背景都密不可分,而新刑诉法中对证据规则的修订也将进一步推动“疑罪从无”冤案的平反。

中国的司法纠错正在从“偶然”一步步走向“必然”。

制度层面设计司法纠错机制已经开始。2013年新刑诉法就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严禁刑讯逼供。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也强调了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通过机制的强化、完善来防范冤假错案。

在近年的全国两会中,纠错案例都是热门词汇。2016年全国两会两高报告中,都提出健全机制防范冤错案件,也提及多起纠错案例,包括“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杨明故意杀人案”等。而报告中提到的“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侦查监督”等多项具体措施,则被视作有助于进一步减少司法过程中的冤错案件。

 

纠错提速,前路仍漫漫

 

66,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七批指导性案例,包括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于英生申诉案,陈满申诉案,王玉雷不批准逮捕案。

4个案例被视作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与其他司法机关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成功案例。

近两年来,官方话语关注“疑案”“错案”的程度颇高。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中央政法委、最高法、公安部等多个部门将防止冤假错案写进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相关成绩,也被陆续公布。今年,最高法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指出, 2013年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共监督指导各级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23起,包括浙江“张氏叔侄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案件,提振了全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在两会中,两高报告也已经连续3年提冤假错案。“将冤错案件写入报告,表达了避免再发生冤错案件的制度性努力。”人民网发表评论称。

2016年两高的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各级法院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57件;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各级检察院督促撤案10384件,对陈满故意杀人案等,分别提出抗诉或再审监察建议,人民法院已依法再审改判无罪。

这些年曝光的纠错个案,在增加公众对司法公正信心的同时,也让各界增加了进一步司法改革的讨论——纠正冤假错案光靠媒体曝光与领导关注显然不够,如何完善司法纠错机制?

两高都表示要防患于未然。最高法表示“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健全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司法救助制度,进一步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最高检的相关表述,则是 “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坚守防止冤错案件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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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6-07-07 点击率: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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